至于西汉的翁主（王主）和东汉的乡公主、亭公主的印绶，由于缺乏实物资料无法考证，但她们应该也拥有印绶，只是规格较低。史书记载她们的仪服与乡侯、亭侯相同，印绶规制大致相仿。罗福颐的《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》中收录了后汉时期“安乐亭侯”、“都乡侯印”、“武阳亭侯”等官印，这些印章均为鎏金龟纽。鎏金是将金泥涂覆于器物表面，与纯金印有所不同。因此，西汉翁主及东汉乡公主、亭公主的印章很可能也是鎏金龟纽制成。

关于公主的封授情况，我们目前所知有限。就帝女一般被封公主来看，“公主”这一称号自然而然成为其政治地位的象征，类似王爵、侯爵。但公主的政治地位无法与王侯同日而语，她们没有西汉初期诸侯拥有的“君临国土、治民赋税”的权力，她们的封地始终只是食邑之地。

不过，公主身份尊贵，尤其是长公主，因其与在位皇帝有较亲近的血缘关系（如父女、兄妹或姑侄），在某些政事上可能有更多的干预和影响力。例如，窦太后的女儿长公主刘嫖是景帝的姐姐，在梁孝王逝世后，景帝为安抚母亲与她商议，将梁地划分为五国，“立孝王五子为王，女五人皆食汤沐邑。”同一长公主还为了让女儿登上皇后宝座，极力游说，“日僭栗姬短，日誉王夫人男之美”，最终促使景帝废太子，立王夫人为皇后，王子为太子。此外，汉初名将周勃被捕时，贿赂狱吏并以公主为证，显示公主的影响力。又如昭帝长姐盖长公主，不顾权臣霍光反对，诏令上官安女为倢伃，不久即立为皇后，这都体现了西汉公主在政治上的能量。有人认为这与母系遗俗有关，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西汉时期家国不分、公私难分的表现，是血缘关系与政治权力交织的结果。到了东汉，这种情形大为减少，显然是刘秀刻意限制王侯权力的体现。

汉代公主作为皇女，她们的礼仪服饰等同县侯，明显比之前降了一等。可见汉代宗室上层的等级差异不仅表现在爵位上，还体现在性别上。虽然《后汉书》记载的是东汉的制度，西汉具体细节已不可考。但零星资料显示，西汉公主地位与列侯相当，甚至更接近诸侯王。例如《汉书》帝纪中关于赐赠宗室财物时，顺序或为“赐诸侯王、公主、列侯”，或为“赐诸侯王、列侯、公主”，诸侯王始终居首，但公主与列侯地位相近。

再如吕后掌权时，齐王刘肥因得罪吕后，忧心忡忡，内史士对他说：“太后独有孝惠与鲁元公主。王虽有七十余城，公主仅食数城。王若以一郡献于太后，为公主汤沐邑，太后必喜，王必无忧。”此言表明，西汉时人认为诸侯王与公主食邑之间存在一定可比性，尚未有明显的性别歧视，只是在亲疏关系上有所区分。齐王采纳此策，并尊公主为王太后，由此可见西汉公主的荣誉地位之高。这一点是东汉公主无论在礼仪还是地位上均难以相比的。

综上可见，两汉时期，帝女由公主封号所带来的地域封邑，实质上仅为其供给汤沐之用，无法与汉初诸侯拥有的君国治民权力相提并论。她们在西汉展现的政治影响力完全依赖皇权且因人而异，这也是汉代宗室内部男女不平等的体现。因此，我们不能仅凭她们的皇族血统优势而过分夸大其政治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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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室赐爵问题

汉代有二十级爵位，其中最高的彻侯与王侯二等侯爵等级相同，因此本文主要讨论宗室受赐关内侯以下爵位的情况。

首先是宗室获赐关内侯。关内侯在二十级爵位中排第十九，仅次于列侯。文献记载如宣帝时宗正刘德“以定策赐爵关内侯”；平帝时宗正刘不恶等人，“因建策功，东迎即位，事奉周到勤恳，赐爵关内侯，食邑各有差异。”虽然关内侯是皇帝特赐爵位，有时配以食邑，但关内侯不能拥有立国权，他们所辖食邑多为县内户数，由县政府管辖，关内侯只能按户数收取租税（县里按规定拨付租税），无臣属吏民。

由此可见，关内侯虽仅次于列侯，但地位迥异。朱绍侯将汉代爵位划分为贵族爵、官爵、民爵三类，关内侯属于官爵，是官爵中最高一级，其他官爵不可同日而语。宗室刘德、刘不恶因“定策”“建策”获赐关内侯爵，这显然非普通宗室可及。

刘德、刘不恶因担任宗正，掌管宗室亲属事务，在帝王废立时担当皇族内部代表角色，因此因职务立功受赐关内侯也顺理成章。

其次，宗室获赐五大夫及以上爵位。五大夫位列二十等爵第九级，从五大夫到关内侯均属官爵。自高祖起开始赐民爵，逢重大庆典天子常赐爵，赐爵虽无功劳要求，但所赐爵级有身份限制。王充在《论衡》中提到“赐民八级爵，何法”，说明民爵不得超过八级。西汉亦大致如此。赐予六百石以上官员五大夫爵即超过八级，故宗室获赐五大夫及以上爵位相当于官员六百石以上的赐爵。

现存两例宗室获赐五大夫爵位均在西汉，且均赐予列侯嗣子。宣帝五凤元年皇太子加冕，“赐列侯嗣子爵五大夫”；元帝竟宁元年亦然。故宗室受赐五大夫以上爵位多限于列侯继承人。平帝时期虽有“宗室属籍者爵，自五大夫以上各有差”之例，但多为王莽笼络宗室所为，不宜视为常例。

第三，宗室获赐公乘及以下爵位。公乘为第八级爵位，下至一级公士为民爵。宣帝时期有德哀侯广玄孙大夫猛、哀帝时期有燕敬王泽玄孙之孙公士归生、平帝时有德哀侯广玄孙之孙公乘勋，均为文献记载的宗室获赐公乘及以下爵位事例。

燕敬王泽玄孙之孙、德哀侯广玄孙之孙显然远离宗室核心，属五属之外，服属关系疏远。可见，远服属宗室在赐爵上与平民无异，优势不明显。

关于有爵者的特权，西汉早期表现多样，宗室赐爵事例最早见于宣帝，最晚见于平帝，东汉极少见。故只能讨论西汉中后期情况。朱绍侯认为此时爵位出现“轻滥”现象，即拥有高爵者权势日趋减弱，八级以下民爵更成空名无实权。

具体来说，汉初规定“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”，师古解释：“七大夫即公大夫，爵位第七，故称七大夫。”但后来关内侯已无食邑，公大夫以下更无食邑。此外，汉初规定“非七大夫以下者复其身户，不得事事”，意为低级爵位者不得行使相关权力。

至文帝时，晁错言“令民入粟受爵，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”，说明复除权提高至五大夫以上。可见民爵限制在八级以内，是为防止复除权过大，保障国家赋役征发。

综上所述，宗室在十九级爵位的赐予上并无特别优势，其他阶层在同等条件下亦可获赐。宗室享有的爵位权益与其他社会阶层无异。服属疏远宗室的赐爵更与平民无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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